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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

2015-05-27 校长传媒

有时候,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,就像养鸡场、养猪场,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。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、最好的文学、最好的电影,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。而这些,是不能考试的。

——蒋勋

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

文|蒋勋(台湾知名画家、诗人与作家)


经常在报纸上,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,做出很傻的事情,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,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,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,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问题?


我个人觉得,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。


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,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,是一个“果”,而真正需要探究,则是形成这个“果”的“因”。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,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,在道德、人格、感情培养的部分,根本可以是零分。因此产生这些现象,错愕吗?我一点也不觉得。


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,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。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、好的大学,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。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,关心的是创作力、关心人性的美,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,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,我都教过。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,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。


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,就会知道,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,相反的,他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。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,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。


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?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,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,在慌张之际,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,她调出了“王水”,犯下谋杀案。


我们可以说,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,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。


这些个案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说的“好学生”,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,都是最难考的,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、考试里,忽略了其它。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,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,对于“罪”的本质,完全不了解,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。


所以我一直觉得,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,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,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。


而这些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,就是我们受的“恶果”。


这几年来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,正好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。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教育系统中,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?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,为什么这种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?我觉得,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。


当然,这几年来,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,开始注意到小区活动,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、艺术教育,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。譬如说,大学开始教艺术欣赏,却没有适当的师资,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形式。


我想强调的是,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,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。有时候,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,就像养鸡场、养猪场,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。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、最好的文学、最好的电影,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。而这些,是不能考试的。


我曾经帮朋友代课,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孩子,他们大概都是大一的程度。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,我很想认识他们,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,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。他们不是美术系的学生,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,我的目的也不是要他们画得好,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。课后,好多学生告诉我,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地看自己。


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,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,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。


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,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连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,后来母亲醒来,向他们求饶,他的同伴不敢下手,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,妈妈对他们很好,最后是这个孩子动手。


我想,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!他自己的美或丑、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,他都不了解。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,可以无动于衷。


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,思考自己的可能性。


当我在课堂上,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,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。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,是他们不敢面对的。

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,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。过程中有人跑上台,拿卫生纸给说到伤心处的同学,我问他:“你觉得你的同学,这时候只需要卫生纸吗?”他懂了我的意思,就坐在朋友旁边,听他把话讲完。


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,上台以后,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。到了第三个礼拜,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,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的话不讲出来,最后他们说了,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他们的父母听过这些话吗?没有。老师听过这些话吗?没有。在升学体制中,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。


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。你说这些学生,会无端端地跑到辅导室去做心灵的告解吗?挂一个辅导的牌子有什么用?要真正去发现他们,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,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。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,积压到一定的程度,会出事情的,这令我非常担忧。

(本文节选自蒋勋著《生活十讲》)




延伸阅读

《生活十讲》自序

文|蒋勋(台湾知名画家、诗人与作家)


上个世纪九〇年代,我在一家电台主持了一个名叫“文化广场”的广播节目。每星期一次,大约一个小时,谈一些与文化有关的现象。


我当时在大学美术系任教,但是不觉得广义的“文化”应该局限在狭窄的艺术范围。相反的,社会里许多与人的生活有关的现象,常常比艺术更能反映出文化的本质。


我把一星期接触到的社会现象做话题,也许与食衣住行有关,也许是从一个谋杀案件里看到的伦理或爱情关系,也许是价值体系里不容易觉察的保守性与堕落性……


文化往往不是呈现在上层的礼教中,却点点滴滴渗透在生活不知不觉的行为之中。


这个节目一做十年,得过金钟奖,随着电台的路况实时报告频道,成为全岛无远弗届的收听节目。


十年的录音,收藏在电台的仓库,当年负责录音控制室的翁先生因肝病去世,我也中止了这个节目。


许多年后,有做公益的朋友找出录音,制作成数字光盘,我授权捐给监狱的受刑人,使我常常收到狱中的信,告知他们在寂寞困顿中从声音得到的安慰。


二〇〇八年初联合文学的玉昌、晴惠谈到他们家多年来保留的一套录音,询问文字整理的可能。我对过去的东西没有太多眷恋,船过水无痕,不想再听,也不想再看。


但是一年中,玉昌、晴惠真的整理出了这本《生活十讲》,我没有太多话说,只能说:谢谢!


希望当年谈的事件现象,无论多么混杂浊乱,十年过去,在一个崭新的世纪,能够沉淀出一种清明。

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于八里


作者简介:

蒋勋﹙1947年-﹚,台湾知名画家、诗人与作家。福建长乐人。生于古都西安,成长于台湾。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、艺术研究所毕业。现任《联合文学》社社长。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,1976年返台后,曾任《雄狮美术》月刊主编,并先后执教于文化、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。其文笔清丽流畅,说理明白无碍,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,有小说、散文、艺术史、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,并多次举办画展,深获各界好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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